3月12日下午，公司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在三楼多功能会议厅观看了电影《一九四二》。看过之后有自己的几点感想，遂记之。

一、国家内忧外患，百姓命如纸贱

1942年是一个平年，是农历壬午年（马年），即民国三十一年，满洲国康德九年；河南，旱灾，蝗灾，当时中国还在抗战，大灾之年，烽火狼烟，百姓被迫离家逃荒避难，地主老财们也无法死守家业，与灾民一起颠沛流离。逃荒路上有饿死的，有被日本人飞机炸死的，也有为活命变卖妻女、沦落风尘的，甚至有帮日本人做事的，影片中，最后只有老东家一人迷茫中踏向返乡的路途，末了拣了个全家死得仅剩下的一个小女孩，算是一点安慰。在风云突变的大时代，个人的悲惨只是你个人的大事，蒋委员长心里则另有图谋，日寇步步紧逼，陕北盘踞着逐渐坐大的敌对武装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场，战后世界格局与中国国际地位……与这些大事相比，河南的灾情未免来得不是时候。其实蒋委员长并非不信，只是不愿相信。如同王小波笔下花剌子模的君王，他拒绝听到关于河南任何坏消息，“灾是有的，但没那么严重。”直到看到《时代》记者拍到狗吃人尸的照片，蒋委员长才不得不承认灾难的存在，才开始杯水车薪的救援。

二、物以稀为贵，就像饥荒中的几斗小米，生存和发展都要付出代价的

在河南大饥荒中，五谷杂粮的价值用“飞涨”这个词来形容毫不为过，甚至粮食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妻子、儿女或是自己的尊严。“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，三斤半牛肉”“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，卖子女无人要，自己年轻的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，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、周家口、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，卖一口人，买不回四斗粮食。麦子一斗几百元，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，玉米一斗七百元，小米十元一斤，蒸馍八元一斤，盐十五元一斤，香油也十五元”。灾民的痛苦是肚子和肉体的煎熬，那些惨无人道的事实，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是难以想象的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饭是天大的事情。管子说：“仓禀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当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时，其他的一切要求都显的那么虚妄。

三、不论前方有多坎坷，再难也要活下去

熬过河南大饥荒活下来的人，我们称为“幸存者”，看到这个，让我想起了余华的《活着》，几百万人为了活命，往西边不停奔走，其实那边又能有什么呢，但无论如何，走下去，似乎就有活着的希望。假如回到1942，我们只会是那漫长的黑色的饥饿的悲伤的流民路上的饿殍，那时或许你正在煮你的儿子吃，当然也可能是在煮你的父母，也可能你在被人吃，也可能早被野狗撕烂了身体。都是地狱如何悲惨，这何尝不是人间活生生的地狱？

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，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始终让“救亡压倒启蒙”，于是，人道主义的灾难往往被掩盖或扭曲了，在外敌入侵的关头，一切以抵御侵略者为重。导致贫困的原因，除了天灾，就是人祸。国民政府在饥荒时依然贪污腐化、横征暴敛，军队甚至不顾客观困难对灾民强征军粮，凡此种种，相互叠加，终于酿成了河南这场灾难。

历史是复杂的，当大饥荒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得轻飘飘时，记述这段历史的《一九四二》反而厚重了起来，食指在诗中写道：“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，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——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，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。”当我们这些“未来人们的眼睛”注视着大银幕上的《一九四二》时，我们的睫毛正在拨开历史风尘，我们的瞳孔正在看透岁月篇章——对经历了那场大灾难的同胞来说，这是一场迟到但必须的告慰。